对此，魏征的意见是：“此乃不识大体者，州县之事岂要陛下亲自审断?”

        对于大量的“击登闻鼓”者，唐右金吾将军上疏曰：“讼者所争皆细故，若天子一一亲之，则安用吏理乎!”

        显然，，过多的“越诉”会侵犯“下官”的正常职权，打破国家权力运作的正常秩序、造成“上”(朝廷)与“下”(地方)关系紊乱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朱元章是鼓励告御状的，于《大诰》中甚至是号召百姓监督举报官吏，允许百姓捉拿贪官污吏，绕过上级行政直接押解到京城告御状。

        《大诰》在颁布之后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，洪武朝的安定和谐与朱元章严刑峻法，厉行反腐有直接关系。

        只是朱英知道，这样极端的律法很难持久，不管是在朱元章之前，还是一直延续到后世，如此律法再不曾实施过，仅仅洪武年间的昙花一现。

        且对于治理地方来说，也是治标不治本。

        围绕告御状所形成的百姓、朝廷、地方三者关系，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一种朝廷与底层民众共同施压于地方的格局。

        朝廷与底层民众在与地方官府违法乱纪、官僚主义、欺上瞒下的斗争中具有某种利益的一致性。

        没有哪个皇帝希望自己国家的官员都是贪官污吏，但个人的精力并不能去探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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