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七七事变”前后，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一种“亡国论”论调，声称“中国武器不如人，战必败。”汪精卫派甚至认为：“我们的所谓抗战，无他内容，其内容只是牺牲，牺牲完了，抵抗之目的也就达到了。”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，悲观失望的情绪主宰了很大部分人的头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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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张桓的一处大宅中，复兴社张桓站情报科科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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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府知道，在如此困难的抗战局势之下，中国还能取得击毙日军少将军官的战绩，这无疑会给那些失望的国民打上一记强心针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鬼子的侵略下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抵抗外侮的信心和勇气。常凌风明码通电的目的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全中国的人都看看，小鬼子并不是不可以战胜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九一八事变后，中国东北沦陷，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“名人”等，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“法会”，祈祷“解救国难”。国民党的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，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“时轮金刚法会”，“求佛菩萨来保佑”。还说什么“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！非仗佛力之加被，未由消此浩劫”。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也发表了的社评，散布“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”的失败主义论调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七七事变”前后，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一种“亡国论”论调，声称“中国武器不如人，战必败。”汪精卫派甚至认为：“我们的所谓抗战，无他内容，其内容只是牺牲，牺牲完了，抵抗之目的也就达到了。”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，悲观失望的情绪主宰了很大部分人的头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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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张桓的一处大宅中，复兴社张桓站情报科科长李瑞晓正在紧张地盯着眼前的电台，自从从日军电台中往来的电报中分析出日军可能上花园在求救后，日军的电台便长时间陷入静默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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